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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联邦层面的多头管制 首先，从联邦层面看，不同的监管机构看法迥异。

因为，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确实是每时每刻贯穿于个人和社会活动的全过程，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无处没有利益、经济利益贯穿其中。化学是这样，法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

所以，在作为社会存在的当代各国宪法法律制度中，分配和保障的都是着重于权利、权力，而不是同时着重于义务。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法权概念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权利权力统一体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这点是我写不少论文证明过，秦文也承认的。这让人想起托夫勒借以提出社会权力概念的《权力的转移》一书，此书将权力定义为对别人有特殊企图的控制，认为权力主要由财富、暴力和知识构成。确实，在代议民主制下，如我国的人大制度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第2条第1款）。

用权力权利分析框架代替权利义务分析框架是尊重法律实践，让概念体系符合法律生活实际，而权力主要表现为职权（power）或权限（authority），是中外法律制度中的客观事实。从社会平均水平上说，主体的体力、脑力支出愈多、愈有成效，为他人和社会作的牺牲或贡献愈大，其人格权的‘含金量就愈高，有了适当的实现形式，这些权利也就能按其本身的‘含金量的大小转化为以货币为代表的财产。[28] 换言之，如果理论模型和数据不相符，要么更改模型，要么对数据进行更仔细的检查。

在这里其实存在一个默示的前提条件，即进行康德式的解释，把某种道德规范作为所有公民都可以接受并服从的命令或义务。[75]或者说，抛弃合理性这一逻辑进路，完全依赖理性选择理论来论证平等意义上的公平。参阅A Theory of Justice, op.cit., p. 121, 126. 对于这种严格形式化的推理，罗尔斯的态度在晚年所持有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但是，如何说服A接受差别原则呢？罗尔斯的论证由两条组成：第一，两个人的生活都依赖社会合作，否则没有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因为，对于在合理的人（reasonable person），即便在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时，也会承诺履行那些关于公平合作条款的原则。特别是OP曲线中反映纳什均衡的纳什点（N点）。

毫无疑问，差别原则是具有规范含义的。第一种比较是让正义两原则与平均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对峙，看谁更有说服力。或者说，公民具有理性的和合理的能力。更进一步，诺齐克甚至认为，更不利群体无疑能从普遍合作体系中得到比更有利群体的得利更大的利益，因为更有利群体内部的局部合作本身就是非常有利的。

根据差别原则，我们应该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做出一种适当的安排，能最大限度地使最不利阶层获益。2、价值排序：关于正义的思考实验 1. 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 罗尔斯试图从原初状态通过程序化的演绎式论证推导出正义原则。[7] 在做出以上区分之后，从原初状态出发建构道德以及正义理论的纯粹程序主义思想实验就延伸出两条逻辑进路。[55]差别原则和在先的正义原则共同作用之下，背景制度拥有机会的公平平等和有效竞争，将缩小分享份额的比例差距，更有利者无法作为一个群体来联合行动以借助市场力量强行增加收入。

[46] 关于联合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辨析，参见Martin J. Osborne and Ariel Rubinstein, A Course in Game Theo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4, p. 255. 此外，联合博弈模型中有一个假设，博弈的结果必须得到双方的共同认可。他希望自己关于原初状态的构想能够确立一种在缔约当事人、公民以及我们自身当中都获得广泛承认的正义观，为此通过无知之幕的假定来化约对原则进行选择的过程的复杂性。

差别原则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应用的最显著的实例可以举出税收制度或者税法的设计方案，是采取平均税制还是累进税制、遗产税的轻重程度如何把握等等，都会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第二，保证水平——最坏结果在采取最佳选项时结果——是无法满足的，也就是说如果保证水平已经得到满足，也没有必要采取最大最小规则。

[42] A Theory of Justice, op.cit., pp. 78-79. [43]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62. [44] 参见[美] 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9页。（3）把天赋才能的公共物品化（智商税）界定为高互惠性，主要通过能者多劳或者处于有利位置的人们向处于不利位置的人们的单向贡献来体现。在这里，为了避免直观的、实质性的道德判断互相冲突引发混乱和战争，罗尔斯把正义论的第一判断，即我们（公民）作为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人格这个命题彻底形式化了。如果更不利者有权利提出以给他们尽可能多的份额作为合作条件，更有利者不也有权利提出以给他们尽可能多份额作为合作条件吗？OP曲线这样一个基于合作博弈的框架，对于LAG和MAG来说，双方都能够对等地以拒绝合作为底线，从而迫使对方作出一定妥协，但这种妥协的限度在哪里呢？如果认为更有利者提出要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这类条件是任意专横的（确实如此），那么更不利者提出类似的条件为什么就不是任意专横的呢？罗尔斯认为更不利者没有理由抱怨，因为每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社会合作，没有合作，任何人都难以过上一种满意的生活，因为生产寥寥，分配就更加捉襟见肘了。在这里，人的第一种道德能力是指正义感觉，第二种道德能力是指善良构想。但是如果把罗尔斯的主张从相反的方向来理解，考察一下罗尔斯究竟在排除什么、否定什么，就会获得启迪并更加透彻地理解他的主张。

在罗尔斯看来，重叠共识的目标是实现善治，因而需要根据正义构想形成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豪尔绍尼的推理则基于贝叶斯决策理论。

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适用于基本善的全面分配，既包括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迁徙和择业的自由，也包括与职务和地位相伴的权威以及与责任对应的权力或特权、收入和财富、尊严等等，都是客观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这种公平分配的对象不包括主观的幸福感。罗尔斯曾经具体分析判断一个人是否合情合理的标准包括两个层面：首先，人们乐于提出那些能够被所有人都视为公平合作条款的原则，如果别人提出这些原则，他们也乐于肯认。

换言之，程序的内容是由合理的计算构成的。[41]如果出现比这种安排更严重的不平等那就是不正义的。

基于同样的逻辑，原初状态的公平也被转换成了从正义原则演绎出来的公平，因而才有作为公平的正义这种说法。在《正义新论》中，关于选择的推论实际上采取的是两步比较法。本来互惠性对正义两原则都是有效的，但是它对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的第一部分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和论证。[57]在满足正义两原则的情况下，一定存在某种制度性设置来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例如税收制度），因此更有利群体的巨大报酬之中一定有相当部分转移给了更不利群体。

[84]他提出了若干反对的观点，这里只考虑其中的两个。虽然我们希望在OP曲线中找到立法指针，但实际上却做不到。

2. 反思均衡与判断整合 反思均衡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伦理学方法，也被理解为一种正义原则和道德观念的建构以及正当化机制，其本质在于判断的整合化。因此，重叠共识与暂定的妥协不同，是基于道德根据的一种稳定的政治构想。

[6]一般而言，正的界说以及相应的道德能力与理性的类型相关，而善的界说以及相应的道德能力与合理的类型相关。3. 在如愿获得社会地位的机会的分配之际，这个社会体系必须尽量增加处境最不利的阶层的机会。

按照这种模式，处在无知之幕后面的理性选择者会最大限度追求平均（average）的好处而不是追求最低限度好处的最大化。[55]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p. 66-67. [56] Ibid., p. 66-67. [57] Ibid., pp. 67-68. [58] 参见《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前引）第85页。纳什点表示的是一个合作博弈中的纳什均衡解。罗尔斯坦言，对最大最小原则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该原则是基于对不确定性的极端厌恶的假设，尽管正义论在描述方面的缺陷是形成这一误解的根源之一。

对秩序良好社会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三条：（1）所有公民都接受统一的正义原则，即存在基本共识。参见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43, 97。

[71]相反的，罗尔斯论证个人为什么要遵守原初状态达成的协议时，涉及到了公民的正义感，这正与两种道德能力中与合理的（reasonable）部分相对应。图中两条曲线的交点即纳什解，此时博弈双方的基本善乘积（v1*v2）最大。

差异原则仅仅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含有以下两层涵义：第一、在机会公平平等的前提下承认竞争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差别。[13]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处于原初状态的公民只能是理性的、自律的，不得不停留在目的理性的位置上。